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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0.4毫克成了人们口中最能代表严仁英的分量。

这个分量藏在中国几乎每一个生命开始孕育的时候。由于严仁英的推动，中国孕妇开始在备孕前后每日口服补充0.4毫克叶酸，以预防新生儿神经管发育畸形。世界卫生组织备孕叶酸的补充标准由此确定，60余个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也因此得到改写。

在此之前，严仁英调查发现，围产期（指怀孕28周到产后一周这段时期）中，差不多每40个胎儿中就有一个死亡。而在不良妊娠结果里，胎儿神经管畸形的问题发生率高达4.7‰，居于首位。

1990年，严仁英着手神经管畸形胎婴儿的防治研究工作，那一年，她已经77岁。

几乎没有办法统计，她的研究把多少家庭从胎儿畸形的阴影中解救出来。而这并不是严仁英经历的唯一一次“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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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仁英是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的孙女，王光美的三嫂。

在家人的回忆里，90多岁的严仁英依然要求去医院上班。每到上班那天，她都会比平时早起一个钟头，洗漱完毕，吃完早饭，静静地坐在客厅里等着。

严仁英24岁时，就跟着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学习，新中国刚成立时，她从美国进修归来，第一个参加的工作就是为被收容的妓女检查身体。直到52岁，她依旧在北京远郊密云县，边办学习班培养“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生，边治疗妇科病。

那段时间，严仁英几乎跑遍了密云水库的库南库北。那时农村连最基本的预防注射都没有，更没有解剖模型，严仁英只能买来一条狗解剖给学生讲课。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医生董悦曾和严仁英一起下乡调查。“在当时的观念里，城里人怀孕六七个月后到医院检查，农村的孕妇就等到要生了才来医院，可真要有什么问题，那个时候都已经晚了。”董悦曾在甘肃农村见过因出血太久而濒死的孕妇。

70岁的时候，严仁英和同事在顺义的7个乡，完成了1998例妊娠妇女的调查。也是在那时，她开始注意到中国胎儿神经管畸形发生率高的问题，并提出利用国外的技术和资金以及中国人口数量庞大的特点开展合作研究。

那是一个折合上亿元人民币的合作，即使在今天，这样规模的研究也不多见。美方迟迟不敢敲定，作为首席科学家的严仁英一遍又一遍地给美方打电话，带着美国科学家到基层走访，合作才最终被确定。

根据《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经过20多年对叶酸的推广，神经管畸形问题最终“下降幅度达到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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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儿女婿印象里，严仁英和论文从来没“分过家”，她书架上最多的书是医学学术杂志。 每次回家，她常常提着一个米黄色的“买菜布包”，里面装着其他人的论文。

她不是那种喜欢把自己“束缚”在家里的人。有时候，家人“都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有一次，在即将去德国的前一天，她去托儿所看女儿，发现其他的孩子被妈妈抱着，只有自己的女儿被绳子绑着，坐在尿盆上。严仁英把孩子领回了家，交给丈夫王光超后，就离开了。

严仁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自己爱往外头跑的毛病，可能和童年被关在大院的高墙里有关，“总有点野性大发”。

在生命的头12年，严仁英几乎都是在严家大院的高墙里度过，每天都要练大字，写日记。可严仁英想看的，却是外面的车和人群。关在高墙里，她“特别想出去，特别想上街，哪怕是出门看一次病，都特别高兴”。

即使到90岁，她依旧念念不忘祖父教过她的《教女歌》、《放足歌》，说着说着她就用沙哑的声音唱道：“哭向母亲诉缠足，邻家女儿已放足。”

她去过朝鲜战场对“细菌武器”进行调查取证，经历过翻车和两次遭遇炸弹的危险。后来还参加中国妇女团，随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许广平一起访问日本。

她有些逗趣地说，被选上可能是因为自己不裹小脚、身板儿直：“人家就会觉得中国妇女解放了，真的解放了。”

但是，当严仁英真正从严家大院高墙走出来后，却发现“墙外有墙”。

27岁那年，她想要留在协和医院工作。可在严仁英看来，根据美国医院的惯例，女医生如果结了婚，将不会有职业发展，常常会被调去看门诊。她的恩师、协和第一位中国籍妇科主任林巧稚就是终身未嫁。

虽然内心有也过挣扎，但仍然决定遵循恩师的道路。只是在她担任协和住院医生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入协和，她失业了。

7年后，她申请出国深造被拒绝。

她认为自己被拒“原因很明显，在5个人当中，我是唯一已婚妇女，还有孩子。”但这一次，她没有向“惯例”屈服，她找到负责人，最后争取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妇产科内分泌专业进修一年的机会，条件是回原单位工作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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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因“文革”爆发，严仁英又被困了起来。

作为王光美的三嫂，严仁英身上多了一条“刘少奇插入北大医院的黑手”的“罪名”。严仁英脱下了白大褂，换上了蓝色的卫生服，她从“严大夫”变成了“老严”，被安排在妇产科的一楼角落里扫厕所。

严仁英当时正患甲亢，看上去又黑又瘦，很多年后，有人形容当时的她就像“甘地”。

严仁英知道如何在束缚中求生。很多人在厕所见到严仁英时，都会悄悄地问她：“严大夫，您好吗？”还有的年轻大夫会主动跑到厕所里，小声地问严仁英，一些手术该怎么做，一些情况该如何处理。

严仁英的女婿周企源记得，医院的老医生告诉过他，文化大革命时，一名产妇即将分娩，家属和医生起了分歧。由于即将降生的宝宝个头比较大，医生的意见是，需要剖腹产。而产妇的家人不同意：好端端地，为什么肚子上要来一刀呢？争执不下时，医生悄悄找到了在厕所打扫的严仁英。严仁英建议：“可以不剖腹产。”

最后医生用了产钳，孩子顺利降生。

所幸严仁英并没有被束缚太久。有一次，严仁英在厕所里碰见了自己曾经的学生来复诊，严仁英对她说：“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解放了！可以到妇科门诊叫号了。”

严仁英又回到了门诊室，这一次她自己给学生看病。在严仁英的调养下，这位只有一侧卵巢的学生，在两年之后生下了一个女孩。

严仁英

挣脱“文革”的束缚后， 严仁英说自己要“革了临床医学的命”，她要从临床转行从事冷门的“围产保健”。

用严仁英自己的话说，围产就是围绕“分娩以前和以后”，目的是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促进母婴健康。

她自嘲围产医学是个“怪胎”，是从临床中伸出的一条腿，而且“谁都知道，在妇幼做临床是能够赚钱的，而做保健不会有太多收入。”

为了说服他人，她常常跟人算账：坐在医院里，一个医生最多一天看30个人，而去基层做围产保健工作，一天可以面对几百人。“预防几百人不得病，哪个更有意义？”

围产事业刚起步时，严仁英带着一批从临床转过来的医生“下去找病人。”没经费坐车，严仁英就拿出自己做咨询的“顾问费”400元，用来垫付长途车费。

一群人早上5点多就跑去东直门外等着开往顺义的车。可有时候到大队卫生所找孕妇，孕妇却不出现，他们常常要“摸到”家里去看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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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仁英一直在尽其所能，为她的病人尽量减少病痛和死亡的折磨。

可实际上，她的亲人却没有少受疾病的束缚和纠缠：6岁那年，严仁英的父亲病死他乡；初三时，祖父严修也因肿瘤去世；小时候，她的三哥也因为肺结核，常年辍学在家。

在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严仁英和她的学生胡亚美，最早提出了安乐死立法的议案。严仁英在议案中写道：“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即使在患癌症的丈夫王光超病危时，严仁英也没有固执地为他延续生命。她说了让周围人都震惊的话，“如果我的老伴不行了，就不要再浪费国家的宝贵药品了。”“我同意他的尸体解剖，有利于医学发展。”“我不是感情用事，我对他这样，对自己也是这样。”

王光超的呼吸机气管被拔时，严仁英就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在王光超的葬礼上，90岁的严仁英并没有像女儿一样哭得眼眶红肿。只是当“告别”结束后，严仁英每天晚上都要看丈夫的照片好一阵，一遍遍地给王光超留下的花浇水，不少花都涝死了。

可是，14年后，当严仁英的生命走到尽头，没有人能够决定是否为她拔管。在病床上的躺了8年的严仁英几乎无法和外界交流。有朋友来时，她甚至都没办法睁眼打招呼。

4月16日13时24分，绿色呼吸器上不再泛起细小的水雾。时间给了104岁的她最后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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